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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詩作與大眾文化融合的要務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孫紹振  2019年09月29日08:21

編導和專家對于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和理性的邏輯和歷史的發展似無系統的準備,對于中國古典詩歌中情與理的矛盾轉化也無清醒的研究,遇到一些特殊理念的詩作,沒有系統的準備,只能是隔靴搔癢。

如講到柳宗元《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來自南京的專家說,柳宗元被放逐,母親死了,只剩下自我,說這場雪乃是“他心中的雪”,是他“和自我的和解”,這樣不著邊際的解釋完全不能解釋為什么后世詞話家評之為唐人五言絕句之首。中國古典詩歌大多是抒情的,也就是詩大序所謂“情動于衷”,以激情取勝。當然還有孔夫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溫情,此外還有閑情、逸情等。大體來說,離不開一個情字。但是,自佛家傳入,特別是禪宗流行以后,在詩歌中產生了相反的傾向,不是情動于衷,不是激情,也不是溫情,而是以恬然、淡然、悠然超越情感為上。如陶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若為“望”南山,蘇東坡就論為殺風景了。“見”南山好在,平平靜靜,無心,不勞心神。“望”就有心了。陶氏《歸去來兮辭》有“云無心以出岫”柳宗元《漁翁》有“崖上無心云相逐”。“無心”。無心也就不動心的意境。在禪宗中有著名典故,二僧見旗動,爭辯是旗動抑或風動,六祖惠能曰:不是旗動,也不是風動,是二位心動。(《六祖壇經》)。禪宗要義在不動心。故柳宗元《江雪》,不是抒情的,不屬于“一切景語皆情語”,而是乃是中國特色的“無動于衷”:景語中蘊含的理語。千山萬徑皆為大雪復蓋,毫無生命蹤跡,孤翁獨釣寒江。既不感孤獨,也不感寒冷,有權威學者解讀曰此翁于大雪中“釣魚”,大誤。若真釣魚,恐怕魚釣不到,人早凍死。柳宗元詩意不在釣魚的功利性,而在“釣雪”。如果要說和解,不是與自我和解,而是心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這是禪宗的最高境界。此與莊子之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與中國之天人合一息息相通。

這種中國特有的,哲理性深邃的經典詩作,本不適合為大眾文化之題,既為題,不知就里者不宜輕率為言。

節目中不少賽題都不取其詩意,而取其實用。如蘇東坡題《惠崇春江晚景》其一:“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詩精警傳世之句在“春江水暖鴨先知”,而賽題卻落在“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逼得康震先生不得講蘇東坡好食河豚的故事。對春江水暖鴨先知,長于講典故的蒙曼女士說,因為是畫上有鴨只能是鴨先知,這似乎有理,(清)毛奇齡曾質疑曰““河豚”“江鰍”“土鱉”亦可先知”又曰“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蒙曼女士之說,可解前人之惑,然亦不得要領。光是看見鴨子浮在水面上,是一點詩意也沒有的。桃花三兩枝為視覺可見,水暖則屬于不可見之觸覺。鴨浮江上,畫限于視覺,不能畫出江水之暖;此詩妙在激發讀者想象不可見之鴨之腳部。桃之艷眩于外,而鴨感于內。春溫水暖,先知默默,似無知而實有知,桃花灼灼,可感而實無知,此詩隱含哲理在此。

由于詩中之理忽視,就是康震先生也難免有所不足,解讀陸游的名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著重介紹此詩寫作于詩人貶于浙江故土。其地多丘陵,故行舟忽爾山窮水盡,忽爾柳暗花明。但似乎忽略了此聯之優長并不在表現地形地貌,山窮水盡,柳暗花明的精彩在于在鮮明的感性形象中蘊含矛盾對立和轉化,事物的消極性發展到極點,就必然轉化為積極。此聯成為后世不朽的雋語、格言,其原因就強烈的感性中隱含深沉的哲理。中國古典詩歌一般講究情景交融,而這一聯的不朽生命則是情、景和理的交融。康震先生是自覺從全詩、全人來品評詩句的。但是,既定的題目也難免讓他陷于困境。節目屢次涉及李白的詩,并非一概皆好。例如講到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康震先生特別強調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憤世之傲骨。節目中又有李白曾為宮廷御用文人。明皇對名花美妃,命李白點綴昇平。乃為《清平調》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傾國兩相歡”“若非群玉山頭見,定向瑤臺月下逢。”全詩贊美楊貴妃美若天仙,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明顯和“摧眉折腰事權貴”矛盾。這是偉大詩人最不光彩的一面。康震先生不得不強為之解脫:雖然是遵命文學,但是也寫出了盛唐的繁華,歌頌了美女,仍然是“一等好詩”。其實,這樣的詩在李白當屬敗筆。這個美女曾經權勢熏天,白居易長恨歌曰:“姐妹弟兄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其族兄楊國忠把持朝政,安史之亂中民憤暴發,導致兵變,這個瑤臺仙女,死于非命。就詩歌的質量而言,這不是杜甫筆下“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氣質,也不是李白自己稱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其語言:名花傾國,春風露華。群玉山頭,瑤臺月下。恰恰是李白自己所批評過的:“綺麗不足珍”。

游戲性壓倒了詩性,失去對古典詩歌品評的標準,對于一些民族精神的精華之作,漠然忽視就不是偶然的。如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自古征戰幾人回”,曾為歷代詩話家評為唐人七絕六七首“壓卷”之一,而節目則停留在為“欲飲琵琶馬上催”,尋求上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其實,這里最深厚、最強烈的民族精神在“醉臥沙場君莫笑,自古征戰幾人回”。《唐詩三百首》編者蘅塘退士(孫洙)的批語是:“作曠達語,倍覺悲痛”。其實,曠達則有,悲痛則無。即使軍令如山,也要喝個痛快。出征赴死和享受生命的歡樂同樣重要。爛醉如泥,從長安抬上邊疆前線,是不可能的,這是詩的天才的想象。其詩眼在“君莫笑”的“笑”,哪里可能自己橫尸疆場還在意戰友哂笑的?這是笑對生死,赴死沙場和盡情飲酒一樣浪漫,這種樂觀、豪邁的精神,視死如歸英雄主義在古典詩歌是一道亮麗的風景。

這不是以詩為生命,而是以生命為詩。

儒家文化有殺身成仁的傳統,詩家有殺身成詩的傳統。屈原就有“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國殤》)王維早年有“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而文天祥從容就義,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丹青照漢青”。就是以婉約為特點的李清照也有“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林則徐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譚嗣同從容面對死亡有“我自橫刀向天笑”。魯迅有“我以我血薦軒轅”。陳毅有“此頭當向國門懸”。大革命時期,革命家夏明翰,走上刑場大義凜然出口為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詩人殷夫為革命奉獻二十多歲的生命,留下一首翻譯改寫詩,比原詩更為精煉、高貴:“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革命烈士陳然有:“面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讓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樣的詩歌堪稱不朽的生命之碑,是我們民族的精神的、藝術的精華。這種堅持理念,無畏殺戮也普及于普通民眾。工農紅軍有“要吃辣子不怕辣,要當紅軍不怕殺”。以生命為詩的人生價值亦普及于桑間濮上。客家女子有“生愛戀來死愛戀,唔怕官司到衙前。殺頭好比風吹帽,坐牢好比游花園。”

從這個意義上說,節目在立意上提高的空間是很大的,當前的要務是在理論上清醒:影視明星策略和文化深度存在著矛盾。由于電視傳播的放大效應,某些專業人士,經媒體炒作,成為萬能專家,泡沫化的文化明星竟比貢獻卓著的科學家更為顯赫。問題嚴峻在盲目認同成風。在詩詞大會中的多數專家其實在詩詞方面并無特長,有的只是對《史記》有研究,有的只是對文化典故有儲備,學養趕不上名聲,就走向反面,不是將優點放大而是將缺陷放大,有些所謂文化名人的沉浮的教訓,急待上升到理論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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