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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木槿花與夏日里的魯迅

來源:文匯報 | 錢振文  2019年09月28日08:55

1. 魯迅博物館院子里有兩株木槿。一株在魯迅故居前邊的一個小院,魯博的人叫這個小院百草園;另一株在資料樓大門口左邊綠地的邊緣。這兩個地方游客免進,所以能欣賞到這兩株木槿的就只有我們這些在這里上班的人。

我和百草園里那株木槿的關系還要緊密一些。十多年前我來這個院子上班,館長開始給我安排的辦公室就是魯迅故居前面一排平房中的一間,門口正對著大家所說的百草園。百草園是一片四五百平米的空地,除了荒亂的野草和一叢竹子,還種了不少高樹,大概有兩株香椿樹、三株柿子樹,然后就是一株年頭很不少、大約有二三米高的木槿。剛來魯博的那年夏天,館長交給我一個任務,需要閱讀大量的資料,我就每天坐在那棵木槿旁邊的亭子里喝茶看書。小院里非常安靜,尤其是每天傍晚天光開始黯淡的時候。除了一聲聲清脆的鳥鳴,偶然能夠聽到木槿花掉落在我身后的磚地上。

木槿花的花期很長,整個夏天,直到秋天,木槿都在沒完沒了地開花。一批花盛開著,更多的露出來一點紅色的花蕾躲在枝葉后面預備著。

木槿惹人注意,一方面是因為它植株高大。它是花樹,既是花,也是樹。資料室門口的那株木槿估計栽植的時間還不長,也就看起來不是很高,但百草園的那株木槿卻是很高大的,頂端的枝條甚至超過了旁邊的亭子。當然,木槿花是很漂亮的花,紫色的花朵一朵一朵掩映在一大堆深綠色的枝葉上,明艷誘人。魯迅小時候愛讀的清代人陳淏子的植物學著作《花鏡》中說木槿“葉繁密如桑而小。花形差小如蜀葵,朝榮夕損,遠望可觀。”這里說木槿“朝榮夕損,遠望可觀”,是說木槿花早晨開花,傍晚萎落,所以木槿又名“蕣英”,是說它倏忽而落的意思。有人說魯迅的《朝花夕拾》的“朝花”說的就是木槿。但我們平常并不容易認識到木槿的這個特點,因為我們并不會一整天凝視著同一朵花。

2. 木槿花給人帶來許多關于夏天的記憶。

魯迅博物館的展廳里陳列著一件110年前的木槿標本,這個標本是魯迅1909年夏天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當教員時采集制作的。標本的左下角有一個制作人填寫的標簽,說明標本的采集時間是己酉年七月,采集地點是西湖岳墳。實際上,魯迅博物館保存了兩件魯迅當年采集的植物標本,除了這件木槿,還有一件是馬蓼。

魯迅是1909年6月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在杭州的兩級師范學堂當教員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教的課程是化學和生理學,另外還擔任植物學教師鈴木珪壽的課堂翻譯。鈴木珪壽是日本人,當時兩級師范有八個日本教師。據當年兩級師范的師生回憶,那時候,每到星期天,魯迅就和鈴木一起帶領學生到西湖、葛嶺等杭州城郊的山野采集植物標本。國家圖書館保存著一份魯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標本的記錄,包括采集的日期、地點和標本名稱。標本名稱有很多是日語,我能完全看懂的部分只有采集日期和地點,羅列出來是這樣的:

三月一日,孤山,一種;

三月八日,錢塘門內,二種、門外,五種;

三月八日,棲霞嶺,十種;三月十三日,孤山,八種;三月十四日,靈隱,十六種;三月十五日,師范學堂內,一種;三月十六日,吳山,一種;三月二十日,本學堂,一種;三月二十二日,孤山,四種;

三月二十七日,棲霞嶺,十三種;三月二十八日,玉皇山,一種;三月二十九日,棲霞嶺及葛嶺孤山,十種。

三月總共采集七十三種。

從上面的記錄可以看出,魯迅在1910年3月采集植物標本的次數達到了十一次,他有時候連續幾天出去,并不是只在星期天才出去。當然,并不是每次采集活動都去野外,有兩次采集就是在兩級師范學堂完成的。據說,魯迅曾經打算寫一本《西湖植物志》,可惜后來沒有完成。

3. 1924年夏天,搬到西三條二十一號新居不久,應西北大學的邀請,魯迅到西安作了一次短期講學。魯迅這次講學的題目是“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分六講,是他在北京大學等大學講過的“中國小說史”的縮略。這次講學活動,魯迅7月7日離開北京,8月12日回到北京。這是魯迅從日本回國后第一次長時間的旅行。自從1912年5月來到北京這個古老的皇城以來,魯迅一直埋首于古書和拓片之中,他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漫游在山野之間了。

這是魯迅第一次來西安,但西安對魯迅來說并不陌生。在來西安之前,魯迅打算寫一部長篇小說《楊貴妃》,因此,他對唐朝的地理、人體、宮室、服飾、飲食、樂器等等都有過詳細的考證和研究。他這次到西安去,除了講學,還想到實地體驗一下小說發生的背景。但也許正因為魯迅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太多了,當真正來到現場,直觀原來想象中的唐朝大都時,對古代西安的各種預期和概念就會撲面而來。結果,想象的豐富美好與現實的空虛破敗形成強烈的沖突,沖突的結果就是失望。

在回到北京兩個多月后寫的《說胡須》中,魯迅說: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才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么可談呢?我于是說:“沒有什么怎樣。”

在回想西安之行的時候,魯迅能想起來的只有“很多的白楊”和“很大的石榴樹”,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實際上,魯迅在西安的活動還是很豐富的。除了上課,魯迅還游覽了大雁塔、小雁塔和碑林,看了四五場易俗社的演戲,買了不少弩機之類的古董。雖然看起來忙忙碌碌,但真正讓魯迅產生一點驚奇情調的事物和時刻是很少的。這些特殊事物包括月亮和白色的木槿花。和這些特殊事物相遇的特殊時刻就是魯迅把身心安頓下來的一瞬。月亮出現的時間是7月18日,這天的魯迅日記中有“夜往易俗社觀演《大孝傳》全本。月甚朗。”陪魯迅一起去西安的孫伏園在他的《楊貴妃》中說到了他和魯迅在西安看見的白色木槿花:

到了西安以后,我們發見了一種極平凡的植物,為數實在可觀,幾乎家家院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本是極平凡的植物,但在別處只看見一株兩株,而且是紅色的居多,從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樣白色的一片。

在孫伏園的另一篇文章《長安道上》里,他也說到了西安的木槿花:

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都是,而在北地是未曾得見的。

有不少人在文章中說,魯迅在西安講學時所住的院子里種著一棵木槿,魯迅曾經長時間凝視著院子里的木槿花,并由此產生了寫作《楊貴妃》的想法。

我至今也沒有找到這個說法的根據所在。這個說法夸大了木槿花對魯迅的影響。但魯迅和孫伏園曾經看見過、談論過西安的木槿花卻是真實的。我想知道的只是,九十五年過去后,西安城里一丈高的白色的木槿花還“到處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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