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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或體貼 ——再讀王蒙的《活動變人形》

來源:《小說評論》 | 郜元寶  2019年09月29日07:21

提到王蒙,你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種通達睿智、樂觀幽默、健康向上、自信滿滿的人生態度。在許多人印象中,王蒙就是這樣一個人,而王蒙在許多作品中也經常樂于將自己塑造成這樣一個人。

但這肯定不是全部的真相。讀王蒙自傳和他更多的作品,你就不難看到一種更豐富的人的形象。這個人有許多無可比擬的先天稟賦與后天修為,但也經常會流露負面或至少是灰暗的思想情感。作為真實的人,他有凱歌行進之時,也有疑惑、苦痛、恐慌、失態、絕望之日。他也會碰到人生的幾乎過不去的坎。

王蒙自傳體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就是寫一種人生的窘境,甚至可以說就是人生的絕境。小說塑造了一個名叫倪吾誠的標準的“混蛋”。作為丈夫,倪吾誠幾乎毀了妻子的一生。作為父親,倪吾誠無疑給兒女們的童年帶來難以撫慰的創傷記憶,甚至差點讓他們遭受滅頂之災,比如他的小女兒“倪萍”就一度精神崩潰而近乎瘋狂。“混蛋”倪吾誠一手制造了罄竹難書的家庭悲劇,同時也并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益處。

20世紀40年代日軍占領期的北平“倪家”傷痕累累,搖搖欲墜,但倪吾誠的下一代還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走出了悲劇,撫平了創傷,擺脫了混蛋爸爸的影響和控制,在破碎的原生家庭之外各自闖出一片新天新地。這個結局反過來多少沖淡了倪吾誠惡劣的那一面,以至于從整體看,他好像也并非那么十惡不赦,也有值得理解、值得原諒甚至值得欣賞的地方。

《活動變人形》終究還是王蒙的作品。王蒙終究沒有將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寫成類似張愛玲《金鎖記》那樣以血緣和家庭為核心的一團漆黑的完全的悲劇。

倪吾誠這個混世魔王只是長篇小說上半部的中心人物,他再混蛋,也未能占領和禍害整個世界。到了下半部,雖然倪吾誠還頻頻出鏡,但畢竟已是強弩之末,騰不起什么大浪了,他只是可憐巴巴地盼望著倪藻等人不定時的探望。作者把倪吾誠的故事放在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大抉擇大轉型尤其是中國革命的歷史長卷中予以表現,倪吾誠對家人的禍害一旦落入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也就微乎其微。在大背景大鏡頭中回看倪吾誠,作者就有了心態的超越和放松,倪吾誠其人也就變得不足為奇,變得可以理解、可以饒恕了。

倪吾誠不像曹七巧那樣控制了家庭內部所有人的命運,剝奪了家庭內部所有人的幸福。他沒有那么大的魔力。他只傷害過一家數口,而被他傷害的家人有的固然跟他同歸于盡(如他的岳母趙姜氏),但絕大多數人還是逃過了他這一劫,獲得了比他幸福得多的結局,這包括被他拋棄的妻子靜宜,被他瞧不起的妻子的姐姐靜珍,更不用說他的一子二女。

比起仇恨一切、報復一切、毀滅一切、將一切都帶入黑暗的曹七巧,倪吾誠的惡毒和破壞力就小巫見大巫了。嚴格說來,他的可惡和他給社會造成的破壞都僅限于日軍占領北京那段時間的倪家內部。只不過小說上半部以倪吾誠為絕對中心,對他的方方面面都加以濃墨重彩的渲染,他的可惡與破壞力無形中被放大了,給人印象極為深刻。

《活動變人形》從頭到尾似乎都是寫倪吾誠做人如何失敗,如何不堪,如何不符合普通人心目中好丈夫與好父親的標準(上半部寫他對原生家庭的傷害,下半部寫他重組家庭之后繼續的荒唐與墮落)。那么倪吾誠是否就真的乏善可陳、罪大惡極了呢?

要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必須對倪吾誠的荒唐墮落,倪吾誠的卑瑣齷齪,倪吾誠所有的可笑、可惡、可鄙、可憐與可嘆,做一點具體分析。

首先,倪吾誠“不顧家”。倪吾誠的家是組合式的,有寡居多年的岳母姜趙氏,有十幾歲就死了丈夫、跟著母親和妹妹生活的大姨,即倪吾誠妻子姜靜宜長期守寡的姐姐姜靜珍,再就是倪吾誠自己一家四口:妻子、兒子和女兒。后來還添了小女兒。這一大家子總共七口人住在1940年代初日軍占領的北平(日本人改北平為北京,但不愿投降的中國人仍稱北平),生活非常艱難。倪吾誠岳母、妻子和大姨母女仨一同操持家務,厲行節約。岳母和大姨每年還能收到鄉下老家一些佃租。盡管如此,柴米油鹽基本開銷的壓力還是很大。為什么?因為倪吾誠雖然同時在兩所大學兼課,收入不菲,但他交給妻子的家用太少,也太沒規律,想起了才隨便給一點。這就經常弄得全家無隔宿之糧,吃了上頓沒下頓。

倪吾誠的錢都到哪兒去了?原來他愛面子,愛結交名流,經常上飯館,一頓能吃掉半個月工錢。此外他宣稱和妻子缺乏共同語言,經常理直氣壯地搞婚外戀。這自然又是一筆開銷。倪吾誠的妻子得不到丈夫的錢,也得不到丈夫的心,甚至不能讓丈夫對家庭承擔起碼的責任。這個不幸的女人成天怨聲載道,以淚洗面。她的痛苦當然也是她母親、她姐姐和一雙兒女的痛苦。

這是倪吾誠第一重罪,叫“不顧家”,只管花天酒地,自己瀟瀟灑灑地享樂。

倪吾誠第二重罪,就是上述婚姻的不忠,背叛妻子搞婚外戀。他甚至還在經濟上哄騙妻子,在一次爭吵中故意交出作廢的圖章,說可以憑這個去他所在的學校總務科領工錢,結果讓他的妻子當眾受辱。

倪吾誠第三重罪是“休妻”。他最后是在妻子不想離婚、也原諒了他所有過犯的情況下,不依不饒,硬是逼著妻子無可奈何地跟他“協議離婚”。

以上是倪吾誠最主要的三重罪:“不顧家”;搞外遇;“休妻”離婚。

此外他還有一個致命缺點,就是留學歐洲兩年,成了“假洋鬼子”,拼命貶低中國文化,竭力主張全盤西化。平時他喜歡高談闊論,不著邊際。比如,要求全家人學習西方化的生活方式,要勤刷牙(一天三次,牙膏牙刷質量要好),勤洗澡(最好一天兩次),講話要禮貌(最好懂點外文),待人接物要大氣,男女老幼都不許隨地吐痰。衣著要光鮮得體,走路要昂首挺胸。最好還要經常談點黑格爾、費爾巴哈、羅素等西方哲學家的思想,不時上館子吃頓西餐。此外還要補充一點麥乳精、魚肝油之類的營養品。

他妻子說:好,全聽你的。但錢呢?這時候倪吾誠就會不屑一顧,王顧左右而言他;或惱羞成怒,一個勁地批評妻子,說你怎么就整天想著錢?俗氣。至于他自己,那可是最不把錢當回事,因為憑他的資質和尚未發揮的百分之九十的潛能,區區一點小錢算什么?

“倪吾誠”當然絕非完全不把錢當回事。鬧錢荒時他比誰都著急,不惜耍無賴跟店家賒賬,甚至厚著臉皮,拖著不懂事的兒子倪藻向有錢的朋友告貸。只要錢一到手,就趕緊花光,完全不講計劃,不為家人和別人考慮。

倪吾誠既然是這副德行,可想而知,他必然“心比天高,命如紙薄”,到處碰壁,眾叛親離。在家他與妻子為敵,連帶著也與岳母、大姨子為敵。孩子們天然地站在母親這一邊,所以也就成了他的敵人。在外面他追求愛情,但終身并未得到真愛。倪吾誠的第二次婚姻比第一次更慘——《活動變人形》沒有展開描寫倪吾誠第二次婚姻的細節,但如果讀過王蒙在《活動變人形》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說《相見時難》,老教授藍立文和年輕的寡婦杜艷的結合,大概就是倪吾誠第二次婚姻的寫照吧。倪吾誠酷愛結交名流,呼朋引類,請吃,吃請,不亦樂乎。但沒有一個名流真正瞧得起他。在他落難的時候,也沒有誰主動想到伸出手來幫助他。倪吾誠并非真的不學無術,他愛琢磨問題,愛發議論,只是不肯下苦功夫,整天忙忙碌碌地靜不下來,加之后院起火,雞飛蛋打,所以最終還是荒廢了學問。他就連在大學里上課,也經常顛三倒四,不知所云,吸引不了學生,以至于被解雇,丟了飯碗。

倪吾誠里里外外都是一個失敗者。他因此也吃了許多苦頭。但跟他一起吃苦頭的還有一家老小。倪吾誠自己大病一場,被他瞧不起的妻子救活之后,也曾回心轉意,預備老老實實地守著妻兒過活,但很快還是改變主意,一走了之,跑到外地另謀出路去了。

倪吾誠這一走,先是從北平到青島,再從青島轉到“華北聯合大學”,一直到全國“解放”,再也沒有回到原來的家。他的“不顧家”的惡行,至此算是發揮到極致。

從1980年代中期《活動變人形》問世至今,中國讀者一般都把它視為當代文學“審父”或“弒父”經典之作。作者把父親身份的倪吾誠放在被告席上一條條歷數其罪狀,進行無情的審判和幾乎全盤的否定。作者的態度似乎就像小說中倪吾誠的兒子倪藻、女兒倪萍、小女兒倪荷那樣,跟著外婆、姨媽和媽媽一起強烈譴責和詛咒倪吾誠這個失敗的丈夫和父親。

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毫無疑問,小說無情地暴露了倪吾誠的種種可笑、可惡、可鄙,無情地描寫了倪吾誠四處碰壁、一無所成的結局(有個細節寫他臨死都沒能給自己混上一塊手表),也充分描寫了親人和朋友對他的怨恨、貶損與“敗禍”(方言,盡情盡興地拆臺、詆毀一個人)。但小說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處,那就是在更高的意義上,作者對倪吾誠還是有一定的理解、同情、悲憫和寬恕,包括局部的肯定。

這有一部分固然來自倪藻這個革命者從自身優越性出發對后來成為溺水者的父親(被打成漢奸和國際間諜)的寬恕,包括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對倪吾誠的同情和憐憫,但也不排斥小說具體描寫本身所包含的對倪吾誠的局部的肯定與贊許。

首先,留學歐洲的倪吾誠在思想文化上絕非一無是處。說他學問不行,主要是他妻子姜靜宜的觀點,但姜靜宜的最高學歷是大學預科旁聽生,她批評丈夫缺乏真才實學,根據不足,何況這還是在兩個人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說的話,就更加不足為憑了。倪吾誠跟德國學者傅吾康一起辦學術雜志,整日整夜翻譯國外學術論著,僅僅這兩點就足以說明他在學術上絕非毫無所長。

其次倪吾誠推崇現代文明,批評中國文化傳統(首先是普通中國人日常生活方式)某些落后保守的方面,也不能說全錯了。比如他要求家人講衛生,講禮貌,不能佝僂著走路,而要昂首挺胸,要加強鍛煉,注意營養。這都沒錯。他固然沒有經濟實力支撐和實踐這些倡導,但總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這些現代化和科學化的倡導本身吧?無論倪吾誠的實際條件如何簡陋,無論倪吾誠的家人如何奚落他這些“假洋鬼子”的主張,但他始終不為所動,始終堅持自以為正確的主張。僅此一點,也就很不容易了。

留學歸來的人有倪吾誠這樣高談闊論脫離實際的書呆子,也有“中體西用”、圓融無礙、受到各方面歡迎的倪吾誠的老鄉趙尚同。書呆子有書呆子的可惡,也有書呆子的可愛——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塑造了多少大同小異的書呆子形象!總不能像靜宜那樣實用主義地用趙尚同的標準去衡量倪吾誠吧?這不就等于拿一個模子去要求所有人,從而根本取消人的個性嗎?

另外,倪吾誠對現代科學的推崇和贊美幾乎到了癡狂的地步,這一點也頗為難得。小說寫他重病臥床,憑著對科學的信仰,給兒女們示范大口大口地吞服魚肝油的細節,固然有點戲劇化,但這一細節本身依然十分感人。至少對現代科學,倪吾誠真是懷有一顆赤子之心。“解放”后他下鄉勞動,為了普及科學,竟主動請纓,讓并無多少醫學技能的農村赤腳醫生給他割治白內障,結果弄得雙目失明。這幾乎就是一種甘心以生命(至少是生命的一部分)去殉了科學的理想!

因為條件所限,倪吾誠沒法跟妻子過小家庭的生活,而被迫與丈母娘、大姨子同在一個屋檐下。起初倪吾誠希望單獨過,不愿跟岳母大姨子摻和,但他妻子離不開寡居的母親和姐姐。如果大家只是擠在一起,彼此照看,相安無事,那倒也好。問題是只要發生夫妻之間的沖突,妻子就習慣性地向母親和姐姐搬救兵,后兩位通常總是不分青紅皂白,只知道維護倪吾誠的妻子而打擊倪吾誠。這種畸形的家庭關系不斷加深倪吾誠與岳母、大姨子的矛盾,也不斷加劇他們夫妻之間的隔閡。

在這件事上,倪吾誠就并非毫無可恕之處。就連他妻子也曾抱怨母親對女婿、姐姐對妹夫“敗禍”得太狠了。比如在“假圖章”事件中,母女三人聯手報復倪吾誠,幾乎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一個經典的細節,就是大姨子將一碗滾燙的綠豆湯砸到倪吾誠身上,弄得倪吾誠有家難歸,流落在外,差點一命嗚呼。反過來,倒是倪吾誠始終保持著“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風度與底線。在中國式家庭糾紛中,倪吾誠僅此一點就可圈可點——當然不包括他在危急關頭耍無賴,偶爾脫下褲子,以嚇退同仇敵愾的姜家母女仨,其實這一細節并不符合倪吾誠的性格,至多也只能算是他走投無路時無可奈何喪心病狂的意外之舉,因為這樣的耍流氓恰恰是他平日深惡痛絕的傳統文化的陋習,魯迅《阿長與〈山海經〉》就生動描寫過無知村婦給幼兒傳播的“長毛”這一發明,喜歡聽魯迅演說的倪吾誠到了20世紀40年代不可能不知道魯迅寫于1920年代中期的這篇著名的散文。

倪吾誠最初和岳母鬧翻,是因為看見老太太隨地吐痰,忍不住在妻子面前說了兩句。這個問題其實并不大。不料倪吾誠的抱怨很快就被妻子有意無意間“告發”到岳母那里,引起岳母勃然大怒,從此就不再搭理這個她認為不著調的女婿。隨地吐痰是不對,況且倪吾誠也并沒有當面給老太太難堪,只是在妻子面前嘟囔了幾句而已,結果如此,肯定是他想象不到的。至少就這件事而言,道理還是在倪吾誠這一邊。

最后小說毫不吝嗇筆墨,一再寫到倪吾誠對兒女的摯愛。倪吾誠打心眼里喜歡自己的一雙兒女,非常看重跟兒女們在一起的天倫之樂。他的舐犢情深,實屬罕見。遺憾的是,僅僅因為夫妻感情破裂,加上岳母和大姨子在一旁火上澆油,使得倪吾誠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他最珍惜的天倫之樂,變成孤家寡人,還要被自己痛愛的兒女們譴責,詛咒,離棄。這種痛苦,難道不也是有值得同情和寬恕之處的嗎?

甚至少年倪吾誠也有其可圈可點之處。他的母親聽了舅舅的話,要如法炮制,用倪吾誠奶奶對付倪吾誠爸爸的辦法,給倪吾誠吃鴉片,以消除倪家祖傳的“邪祟”(其實是從倪吾誠祖父開始的對于新思潮新文化的不被普通中國人所理解的那一份熱忱)。母親給兒子吃鴉片以達到控制兒子的目的,同樣的一幕也發生在《金鎖記》曹七巧與他的一雙兒女之間。但曹七巧的兒女最后還是束手就擒,完全按照曹七巧規定的路線走進那沒有光的所在,而少年倪吾誠就在被鴉片折磨的死去活來的時候,竟然猛地掙脫出來,堅決戒除了惡習,完美地實現了自我拯救(病愈之后留下一雙羅圈腿)。14歲的倪吾誠能做到這一點,簡直可歌可泣。

《活動變人形》并非只寫倪吾誠一個人。圍繞倪吾誠的出丑露乖,作者也無情暴露了中國家庭內部所有人的原罪。比如,作者也批評了“倪藻”的外婆、姨媽和母親(倪吾誠的妻子),包括受這些長輩影響而不由分說地疏遠、敵視、抨擊倪吾誠的兒女們。小說既不為尊者諱,也不為幼者諱,可謂“一個都不寬恕”。特別是寫倪藻妹妹“倪萍”因為父母長期熱戰冷戰而間歇性發作的精神病,真讓人感到毛骨悚然。在家庭關系尤其是家庭的語言暴力和精神暴力中,受害者和施害者、弱者和強者、所謂清白無辜者和罪有應得者,經常頻繁地轉換位置與角色,因此家庭內部的恩怨矛盾總是很難解除,創傷總是很難撫平。作者恰恰想由此揭示家庭倫理悲劇的主客觀兩方面更深刻的根源,試圖由此寫出祖孫三代共同的無奈、無助和無辜,從而在更高意義上赦免、寬恕所有人。

可以說《活動變人形》有兩種筆墨,兩副心腸,那就是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比如倪吾誠確實是“混蛋”得可以,但他也有純真善良的一面,也有他淪為“混蛋”的客觀原因和值得理解、值得寬恕之處。其他家庭成員固然都很可憐,但可憐者往往又確有可恨和可怕之處,比如姜靜珍的日課“罵誓”和她的那碗滾燙的綠豆湯,比如倪萍一段時期也如例行功課似的“抽邪瘋”。

《活動變人形》在結構上分成兩部分。上半部是小說的主體,集中描寫倪家在日據時代的北平以倪吾誠為中心的吵吵鬧鬧的生活。這一部分寫得飽滿酣暢,一氣呵成,因為作者定位清晰,愛恨分明,而小說敘述的時空轉換也比較有限,基本限于倪藻記憶中那個童年的庭院。下半部“續集”以“倪藻”為中心,寫倪家數口人在“解放”后各自的生活(其中倪藻的一部分還穿插在上半部)。因為是多中心,或者說因為缺乏一個必要的敘述重心,所以下半部既沒有像1980年代以來王蒙的大多數“反思”作品那樣,圍繞一個主人公講述大致完整的一個故事(如《布禮》《蝴蝶》《春之聲》《海的夢》等),對倪家其他幾個人(包括后來的倪吾誠)也沒有像上半部那樣進行耐心細致的刻畫。下半部寫得比較散漫,只是粗線條地交代倪家各人的結局。王蒙本人也承認這一點:“結尾也不理想,我已經無法結尾”。

為什么會這樣?除了時間緊張——作者馬上就要走上文化部長的崗位,不能為長篇小說創作投入更多的精力——還有沒有別的原因?對此我一直很感興趣,但又苦于找不到自以為滿意的答案。

讀《活動變人形》,最好同時讀《王蒙自傳》。從《王蒙自傳》可知,《活動變人形》基本上是一部紀實性的自傳體小說,許多素材就來自王蒙自己的童年。某種程度上,童年的“倪藻”就是王蒙本人,趙姜氏、姜靜宜、姜靜珍就是王蒙的外婆、母親和姨媽。當然小說比自傳寫得更放得開,更豐滿,但基本的情節內容還是高度一致的。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活動變人形》對倪吾誠形象的刻畫,有沒有做到足夠的客觀、冷靜和公平?上文提到,作者對倪吾誠不無同情和寬恕,但那主要出于倪藻的革命者的優越感和人道主義精神,小說本身畢竟描寫倪吾誠的出丑露乖太多了,畢竟倪吾誠在整體上仍然還是一個很少值得肯定的家庭倫理的破壞者和個人德行的失敗者。但在倪吾誠的時代,思想上沒有像“倪藻”那樣找到并堅持“真理”,沒有走出一條被后來的歷史證明是“正確”的道路,以至于渾渾噩噩,泯為常人,學術上也沒有卓然成為一代宗師,個人感情上更沒有找到理想伴侶,沒有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駕馭家庭這一葉小舟安然渡過: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從魯迅塑造的呂緯甫、魏連殳、涓生和葉圣陶塑造的倪煥之開始直到如今,不是很普遍的現象嗎?為何作者唯獨如此不依不饒地一味渲染倪吾誠的荒唐、惡劣與一無是處?

呂緯甫、魏連殳、涓生、倪煥之這些現代啟蒙知識分子,都因為在現實的堅硬墻壁前撞得頭破血流,而和倪吾誠一樣顯露出理想主義的現代文明啟蒙者的單薄、幼稚、脆弱、虛假、人格分裂、成事不足而敗事有余,以至于在痛苦糾結中走向荒唐和瘋癲。

呂緯甫和魏連殳沒有成家,看不出他們作為理想主義的啟蒙者會給自己的愛人和家庭帶來什么悲劇,但他們和現實的疏離、隔膜,他們被周圍人視為“異類”“怪物”,他們自己因為對某種信念的“認真”而容易趨于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嚙碎了自己的心”,這些都很像倪吾誠。至于跟愛人同居的涓生,通過自由戀愛跟理想的女性結婚生子的倪煥之,這兩位給他們的愛人和孩子帶來的傷害乃至滅頂之災,不更是和倪吾誠如出一轍嗎?為什么在作者的實際描寫和廣大讀者的印象中,呂緯甫、魏連殳、涓生、倪煥之就不像倪吾誠這樣不堪呢?

區別也許僅僅在于,魯迅寫呂緯甫、魏連殳,葉圣陶寫倪煥之,多少有點夫子自道。他們盡管也寫到作為自己化身的筆下人物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懺悔,但更多是同情、體貼和悲憫,看到他們因為愛人、愛社會而被所愛之人誤解、被所愛之社會唾棄,止不住地要為他們這種悲劇命運鳴冤叫屈。這就不像王蒙,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審視自己的父母甚至外婆那一輩,更多是客觀的描繪和無情的批判。“倪藻”對倪吾誠的諒解和饒恕,正如他對倪吾誠的鞭撻,都是勝利者對失敗者、幸存者對滅亡者居高臨下的審判,而不像魯迅葉圣陶那樣和被審判的人物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早在發表于1988年1期《呂梁學刊》上的《倪吾誠家簡論》中,王春林君就指出倪吾誠和魏連殳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在2018年出版的《王蒙論》中又進一步分析二者的差異,主要乃是作家魯迅和王蒙對各自人物的“不同態度”:“在魯迅那里,因為作家自己與魏連殳同為啟蒙知識分子,有著絕對一致的共同精神價值立場的緣故,所以他對魏連殳所表現出的便是一種堅決而毫無保留的認同感。到了王蒙這里,因為王蒙自己以及作為王蒙化身的倪藻身為革命知識分子的緣故,所以他對于倪吾誠,在充分表達出某種人道主義悲憫同情的同時,更多的是一種批判性的否定。或者說,王蒙站在革命知識分子的立場,毫不猶豫地宣告了啟蒙知識分子倪吾誠的死刑。很顯然,在他看來,要想依靠啟蒙來拯救中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與啟蒙相比較,唯有自己所堅決認同的革命,方才可以被視為中國的真正福祉之所在。”王君這以論述頗有洞見,但也不無可以商榷之處。

首先魏連殳(包括呂緯甫、史涓生、倪煥之)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魯迅和葉圣陶心目中理想的啟蒙知識分子形象,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至少我們不能在作家和筆下人物之間簡單地劃等號。魯迅是否對魏連殳有一種“堅決而毫無保留的認同感”,就很可懷疑。葉圣陶1928年塑造從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的理想主義的啟蒙者倪煥之,充分意識到這個人物的一腔熱血和美好理想如何嚴重脫離社會現實,也指出倪煥之因為過分執著于理想而忍心拋妻別子是很不妥當的。倪煥之對妻子金佩璋態度的轉變雖然不像倪吾誠對靜宜那樣惡劣,但如果時間允許,很難說倪煥之不會愛上他到上海后結識的革命者“密斯殷”。他心里已經不知多少次比較過熱烈的“蜜思殷”和甘心做少奶奶的平庸的妻子金佩璋了。行動家王樂山早就看出倪煥之“終究是個簡單而偏于感情的人”,倪煥之最后也承認自己只不過是“脆弱的能力,浮動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的人。可見當時啟蒙的文學家們對自己的化身始終保持一種自我反省的態度,并非采取“堅決而毫無保留的認同感。”魯迅、葉圣陶、王蒙,如果僅僅就他們對筆下人物理性的認識和評判而言(魯迅對魏連殳、呂緯甫、涓生,葉圣陶對倪煥之,王蒙對倪吾誠),并無本質的不同。

其次,王蒙是否就以倪吾誠來代表他所理解的現代中國理想主義的啟蒙知識分子?《活動變人形》提到倪吾誠曾熱心帶妻子靜宜出席各種名流學者的集會,去聽魯迅胡適等人的演講,難道倪吾誠因此就可以和魯迅胡適混為一談嗎?王蒙處理的是倪吾誠“獨特的這一個”,雖然他的外在身份是留學歸國并從事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的人文知識分子,是標準的理想主義的啟蒙者,但他顯然不能代表現代啟蒙者全部,更不能代表王蒙心目中那些更加先進的現代啟蒙知識分子。在王蒙的敘述中,倪吾誠雖然側身于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行列,卻似乎是其中的一個成色不足的贗品。如果說王蒙塑造倪吾誠是為了否定整個現代啟蒙運動和這個運動中所有傾向西方或主張充分世界化的現代文化的播種者,就未免以偏概全。如果說王蒙寫倪藻否定倪吾誠,目的是表達一個革命者(倪藻和作者本人)對啟蒙者倪吾誠的否定,甚至是為了表達“革命”對“啟蒙”的否定,這樣的全稱判斷就更加危險了。在《活動變人形》中,并不是“革命”否定了“啟蒙”,也不是“革命者”否定了“啟蒙者”,而只是倪藻作為少年時代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試圖回顧和總結施暴者同時也是受害者的長輩們(倪吾誠只是其中之一)的人生道路,如此而已。

第三,雖然成年以后的倪藻對其父倪吾誠的人生道路有所批判,有所反思,有所總結,有所議論,但這些批判、反思、總結和議論遠遠談不上全面而準確的判斷,因為倪藻對倪吾誠并非了如指掌,也并不很自信地以為可以對倪吾誠進行蓋棺論定。“續集”第二章結尾甚至寫到倪藻因為“無法判定父親的類別歸屬”而“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無論少年倪藻還是成年倪藻都主要是倪吾誠命運的觀察者而不是審判者,而倪藻對自己的革命也還在無盡的反思之中,所以他根本無暇(也沒有這個能力)對倪吾誠所依托的啟蒙文化進行通盤考察,更談不上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去否定倪吾誠所依托的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

倪藻和倪吾誠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很少正面交鋒和交集。小說始終沒有寫父與子的沖突,尤其沒有寫父與子在思想上劇烈的沖撞與較量。如果說倪藻是革命者的代表,倪吾誠代表了某一種啟蒙者,那么這兩人從來就沒有坐下來推心置腹地進行思想的辯駁和靈魂的交流。在日據時代北平倪家的終年吵鬧中,倪藻只是一個懵懂的受害者和旁觀者,他沒有機會深入了解倪吾誠的內心深處。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倪藻忙于自己的地下革命活動和勝利之后日益繁重的革命建設工作,再后來就是經歷革命內部的種種磨難,更無暇與另外組成家庭而且整個被時代拋棄的倪吾誠促膝談心了。整個1950年代到1980年代,盡管倪藻是倪家兒女中唯一有耐心探望倪吾誠的人,但這樣的探望多半只是禮節性的,探望者的例行公事和等待探望者的急欲一談嚴重不對等。晚年的倪吾誠“幾乎每天都等待著倪藻來看他”,倪藻卻“有時候一個月,有時候兩個多月才來一次”。倪吾誠對兒子倪藻“幾乎變成了一種‘單相思’的關系”。

有一個對比十分鮮明,魯迅和葉圣陶雖然對筆下人物有許多保留,但畢竟是將這些人物當做自己的化身來描寫,所以在字里行間總是盡可能體貼人物的內心,甚至盡可能讓人物自己出場講話。比如葉圣陶多次讓倪煥之用剛剛學會的白話文給金佩璋寫信,一吐衷腸。小說充滿了倪煥之的剖白內心的自言自語,結尾甚至借倪煥之所欣賞的日本批評家片上伸的一篇演說辭來解釋倪煥之的特點:“現在世界人類站在大的經驗面前。面前或許就橫著破壞和失敗。而且那破壞和失敗的痛苦之大,也許竟是我們的祖先也不曾經受過的那樣大。但是我們所擔心的卻不在這痛苦,而在受了這大痛苦還是真心求真理的心,在我們的內心里怎樣地燃燒著。”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中說“五四”一輩作家都是“寫心”,這是確實的。葉圣陶努力描寫的就是倪煥之的“真心求真理的心”如何“燃燒著”,因此不管葉圣陶如何看待倪煥之,他都必須尊重和體貼倪煥之的“心”。他不可能居高臨下冷靜客觀地審視倪煥之,更不可能將倪煥之漫畫化丑角化,一筆抹殺倪煥之的人生意義,最后再對他一掬同情之淚。

魯迅更是如此,盡管他深知呂緯甫、魏連殳、涓生的缺陷、痛苦與失敗,字里行間也不乏反諷。他寫這些人物,目的就是想“竦身一搖”,像脫下一件舊衣服一樣擺脫他們那種失敗的窘境。但魯迅仍然嚴肅地對待他們的缺陷、痛苦與失敗,努力體貼他們的“真心求真理的心”。在小說修辭策略上,也盡可能讓人物自己說話,披瀝他們的真心。《傷逝》整個就是“涓生的手記”。《在酒樓上》大半是呂緯甫對“我”滔滔不絕地傾吐。《孤獨者》則是“我”對魏連殳的觀察與魏連殳給“我”的剖白真心的書信這兩部分內容相互補充。

《活動變人形》就不是這樣。倪吾誠雖然貴為主角,卻始終處于“被描寫”地位。作者當然不能說不想深入探索倪吾誠的內心,但這種努力僅止于理性分析和判斷,告訴讀者倪吾誠必定是這樣那樣思維的,卻未能像作者體貼自己的化身鐘亦成、張思遠、翁式含、繆可言、曹千里、岳之峰那樣,盡量體貼倪吾誠的內心,或者就讓倪吾誠自己來剖白。可憐的倪吾誠沒有這個權利。作者更多只是讓他像耍猴一樣變著花樣地出丑露乖。他的各種外在形狀始終牢牢遮蔽著他的內心。小說第一部分結尾寫躲在“膠東半島的濱海城市”的倪吾誠終于托人給“萍兒藻兒”寫來一封信,就又是他的一次出丑露乖的機會,“看完了信,靜宜氣急敗壞地破口大罵。靜珍邊笑邊搖頭。你說這叫嘛行子?你說這叫嘛行子?姜趙氏勸女兒道:別氣了,就當他死了吧”。

同樣是讓人物寫信,魯迅、葉圣陶與王蒙的區別就是如此明顯。我這并非指責王蒙未能像魯迅、葉圣陶那樣體貼筆下人物,因為他們寫的不是同一類人。魯迅葉圣陶是寫自己的化身,而王蒙寫的則是與自己在思想上有一段距離的父輩。換了鐘亦成、張思遠、翁式含、繆可言、曹千里、岳之峰等,王蒙就不會像寫倪吾誠那樣去寫自己的這些化身了。倪藻和倪吾誠雖是父子,精神和思想上卻并無多少實際的交鋒和交集。倪藻作為敘述者對日據時代家庭爭斗的回憶飽含了受害者和旁觀者的酸甜苦辣,但這并不是革命者對啟蒙者的審判,更不是以革命來否定啟蒙,毋寧是一個革命者對同樣折磨著這一家數口的“舊社會”的審判,其中有幾千年文化的弊端,也有像倪吾誠所推銷的夾生的現代文明。

第四,“啟蒙”和“革命”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先后相繼的兩個不同階段,思想資源、具體主張、人員構成和最后結果都大相徑庭,甚至革命者和啟蒙者相互責難彼此否定的現象也比比皆是,而革命對啟蒙的推進和“改造”更是1940年代以后直至今日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盡管如此,啟蒙和革命并非簡單對立或一個否定(超越)一個的關系。在啟蒙的思想結構中已經包含了革命的萌芽,在革命的政治設計和文化理想中也繼承了許多啟蒙的精神資源。尤其當革命遭到歷史性挫折、當革命需要在更大歷史視野中反省和推進自己的時候,那似乎沒有收獲正果的啟蒙運動又一次進入了革命的視野并獲得新的闡釋。這正是《活動變人形》誕生的19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旋律。19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不僅在革命的框架內容受了啟蒙運動,也再一次集中批判了啟蒙時代早已猛烈批判過的封建主義的污泥濁水。1980年代的革命某種程度上正是接續了“五四”以來的啟蒙運動。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誕生的《活動變人形》不可能將革命與啟蒙放在截然對立的兩極。

當然《活動變人形》只是以長篇小說平行對照的松散結構讓革命和啟蒙在很少交集的情況下各自演出自己的悲喜劇,并沒有讓革命和啟蒙充分互動,從而揭示二者實際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整個1980年代的革命反思與新啟蒙運動也都未能最終完成這個歷史性任務。

因此,《活動變人形》小說的重心,毋寧應該是借倪藻痛苦的童年往事來寫倪吾誠作為啟蒙者的獨特的這一個(夾生的流于皮相的新文化擁護者)的困境和失敗。推而廣之,《活動變人形》的主題毋寧應該是以四十年代日據時期北平倪家的悲劇來顯示現代文明要在古老的東方古國結出美善花果將會何等艱難,或者說是為了顯示新文化運動自始至終的尷尬,以及古老中國實現文化轉型與文化創新的任重道遠。

文化的涅槃決不會像詩人郭沫若描繪的那樣一副一蹴而就的美麗畫面,其中必然包含了類似倪家祖孫三代所經受的無窮的痛苦與折磨。這種因文化沖突和轉型而導致的痛苦與折磨,在現代作家如魯迅、葉圣陶筆下多半呈現為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了給人看的莊嚴的悲劇,而到了當代作家王蒙這里,卻是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將無價值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的喜劇或鬧劇。

讀《王蒙自傳》可知,倪吾誠的原型就是王蒙的父親王錦第。對王錦第的學術經歷和人生軌跡,至今還缺乏充分的研究。或許正因為有了《活動變人形》太多刻意貶低的描寫,在有些人看來,從歷史學和社會學角度研究像王錦第這樣普通的現代知識分子,就顯得不那么有價值了吧?但換一個角度,也許恰恰因為有《活動變人形》這樣太多的刻意貶低,像王錦第先生也還是有更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即使作為他的同學何其芳和李長之的人生道路的某種補充和對照的更大一群被歷史埋沒的知識分子,也是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判斷一個歷史人物有沒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判斷一個已經成為歷史的人物的生活有沒有意義和價值,難道可以僅僅看他或她有沒有皈依某種“真理”嗎?何況倪吾誠不也全身心地皈依了他心目中的某種“真理”嗎?比如他所理解的科學與愛情,比如他所神往的西方現代文明,只不過他所皈依的“真理”后來沒有被貼上為更多人所承認的更加權威的標簽而已。

即使倪吾誠果真與“真理”無緣,果真“一頓飯就能改變世界觀”,果真庸庸碌碌過了一輩子,難道他的生活因此就完全失去了價值嗎?誰有這個資格審判一個人的“平庸”?倪藻嗎?倪藻的“審父”資格究竟如何取得?因為他是父母爭吵的犧牲品?因為他后來追求到了父親沒有追求到的“真理”?憑什么判斷一個人的人生有意義,而另一個人的人生沒有意義?魯迅筆下的呂緯甫不是說過,他的人生就像蜜蜂和蒼蠅,飛了一圈又飛回來停在原地點嗎?魯迅難道因此就完全抹殺了呂緯甫的人生意義?呂緯甫的話固然是一種無奈的嘆息,但也未嘗不是一種更深刻的人生洞見。詩人穆旦不是也曾說過,他用盡所有的努力,最后發現只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嗎?王蒙先生本人不是在2016年,亦即他正式從事文學創作的六十周年,居然將五十年代初從革命隊伍中急流勇退、甘心做家庭婦女的陳布文女士刻畫成他心目中的“女神”了嗎?

站在今天的立場,如果王蒙還想再寫一寫倪吾誠,他會把倪吾誠塑造成什么樣子呢?

《王蒙自傳》還提到一個細節,1984年王蒙的小兒子患憂郁癥,王蒙陪他到處求醫問藥,到處旅行,以望調整情緒,排解憂郁。正是在這過程中,王蒙突發奇想,決定以自己的童年和家人為原型,寫一部撕心裂肺而又貼心貼肺、暖心暖肺的作品。

因此王蒙創作這部作品或許還有一個動機,就是想告訴為憂郁癥所折磨的他自己的兒子,也想告訴天底下所有隨時會遇到類似精神風暴的年輕人,不要太在意自己相對封閉而狹窄的情緒天地,不妨走出去看看社會上別的人,至少應該多看看為了年輕人而忘我地工作和拼搏(至少是辛苦備嘗)的所有中國的長輩們,看看從他們的生活中,年輕人能夠汲取怎樣的力量,獲得怎樣的啟迪。

比如,在極端的情況下,假使你是一個小輩,不幸遇到倪吾誠這樣的“混蛋”爸爸,或者小說中描寫的長期守寡而性情乖張的外婆與大姨,以及心態脾氣也好不到哪兒去的母親,那你該怎么辦?站出來“幫助”他們,介入他們的矛盾,希望他們聽你的話,按你的心愿改變他們的人生?你有這能力嗎?或者你自以為發現了他們的吵吵鬧鬧正是造成你憂郁癥的罪魁禍首,你因此更加遠離這些可憐的親人們,更加退回自己的情緒天地?或者大鬧一場,與他們同歸于盡?但你有沒有想過,你其實還有可能像書中“倪藻”那樣采取更好的方式?比如你既努力與長輩取得相互諒解,又不必強求這種諒解。你既處處關心他們,也懂得克制,懂得跟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給雙方爭取必要的獨立生活的空間,甚至如前文所述,承認自己和父輩在思想上有一層隔閡,承認自己對他們的許多事情其實也并不怎么了解。這樣你才敢于正視長輩們的缺點與罪惡,卻絕不揪住不放,同時還要反躬自省,問問自己有沒有同樣的缺點與罪惡,問問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他們。或許只有這樣,你作為小輩才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長輩,才能對包括你自己在內的所有親人給予更高的理解、寬恕與同情,才能避免重蹈覆轍,走出歷史文化的慣性與人性的怪圈,走向美好和光明。

這是不是《活動變人形》另一個重要的創作動機呢?當然對創作動機的推測很難十拿九穩,甚至也并非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定的創作動機與作品所達到的一定的思想藝術境界之間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但客觀上,《活動變人形》在幫助讀者調解家庭矛盾、撫慰年輕一代心靈方面可能具有的啟迪,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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